提起母亲,不得不说说她的针线活儿。 母亲幼失双亲,又逃亡于战乱年代,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何谈习得女红?这成为母亲生前絮叨不已的憾事。 但这并不代表母亲疏于针线。要知道,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缝缝补补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生活技能。 缝新补旧、纳底做鞋,这是家常便饭,一年四季每天为之。缝新好理解,补旧需说一说。以前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磨破的、挂破的、烧破的,都需要补补丁,有的人干脏活穿的“工作服”,甚至补丁摞补丁。衣服如此,被褥如此,鞋袜手套也如此。柜子里的包袱,有一个就是专门打包“朴布”的。做衣服剩下的小边角料,旧衣服剪下来的碎布片,这些打补丁的原材料,就是朴布。窗台上有一个纸浆打成的针线笸箩,里面盛着针头线脑、衣扣别针、剪刀锥子之类,里面的针线纽扣有新的有旧的。时不时有邻居大婶上门配一个纽扣,你别说,还真有几乎一样的。朴布包袱、针线笸箩都是母亲常用的,一天也离不了。衣服铺盖自不必说,就是门帘上、窗帘上、围腰上、装粮食的布口袋上,都缝有补丁,扎扎实实,图形不一,有的还适当“花式”了一下。全家人的衣着缝补,加上纳底做鞋,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全由母亲一个人承担。一双瘦削的手,冬天冻得开着长裂,捏起针线来却那么灵巧。 以前的老布鞋,号称“千层底”,又叫“踢倒山”,工序多,纯手工,光纳一双鞋底也得半个月二十来天。母亲纳鞋底,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一是中午饭后,利用午休的时间,最少能纳一个小时;二是利用晚上,时间由她灵活掌握,自由支配,比我们至少迟睡两个小时。忙碌的生活,从来不可能分配出专门的纳底时间,可以说,母亲是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完成的。夏日的午后,母亲经常坐在街门口那棵槐树下,和邻居们一起,边聊天边纳底。冬天,即使串上一个钟头门,也是夹着布底,女人管这叫“聊天不误干活”。纳底用的粗麻丝线,也是自己动手加工,栽小麻、沤麻秸、剥麻皮、驳麻线、缠线团,很费劲。针鼻子里穿麻线,也是技术活儿,靠牙齿咬,靠舌尖梳理,把线头慢慢地捋细,才能穿过针纫过线。纳鞋底,需要眼力、手力、体力的综合保障,一针针,一线线,说那是精力、功夫、辛苦,都对。如果说那是责任、是母爱、是心血,也不为过。不经意间,锋利的锥和针、粗糙的麻丝线,从母亲手中掠走多少皮肉和鲜血,我们不知道,母亲不在乎,最多只是给受伤的手指缠上一截白胶布。 在我记忆里,不知有多少年、多少次,我们都睡醒一觉了,见煤油灯还亮着。昏暗的灯光下,母亲或补内衣,或纳鞋底,不知她做到几点。第二天早上,只见母亲的两个鼻孔黑黑的,那是在煤油灯前熬得太久,熏黑的。我上高中时,星期六傍晚回了家,衣服要洗,母亲连夜洗干净。如果是冬天,干在灶台上,星期天上午抽空检查,纽扣是不是丢了,针脚是不是开了,有破洞快补上。套用古诗来形容:“慈母手中线,孩儿身上衣,灯下密密缝,从头暖脚底。” 家里孩子多,总不能经常麻烦别人给裁剪,母亲就学着自己下剪。上衣比较复杂,需寻别人指点,裤子相对容易些,母亲便试着来。她把布铺在炕上,找条平时穿着合适的旧裤作参照,用白粉笔画线,直的、弯的,只有她能看得懂,比比画画,想想看看,此时的剪刀异常慎重。时间长了,逐渐掌握了七七八八,虽说裁出来的裤子总有些瑕疵,但终归能穿出去,怎么说也是新裤子。裁出来只是第一步,家里没有缝纫机,母亲拿上裁好的布片,找同院的小婶帮忙,请她抽时间给我们缝好。 过年要糊窗户、贴窗花,我们家的窗花都是母亲剪的。母亲没专门学过,都是看几遍别人剪,自己学着来。母亲剪的窗花比较简单,略显粗糙,但丝毫不影响春节的喜气。我刚上学时的书包,是母亲拆了一副帆布手套做成的,书包外面用几种不同颜色的布,拼成一朵花,虽然不精美,但壮实,耐磨耐洗,却掉不了。 母亲的针线活儿,一直延续到她的晚年,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衣服肯定是不做了,但给孙子缝尿布、缀衣扣、拆洗小棉被之类,母亲还要动手。只是,她的眼有些花了,一手线头一手针冠,近在眼前却每每错过,好几次纫不上针。但母亲乐此不疲,只要感觉到自己还有用,就十分高兴。那个朴布包袱不常用了,后来也不见了,但针线笸箩仍在窗台上放着,默默地诉说着主人的辛勤能干。 母亲一辈做了多少针线活儿?实在是数不清。我只知道,母亲不光给儿女飞针走线几十年,还给孙子外孙们缝补过不少。母亲一辈子不会蹬缝纫机,就凭双手,让全家人冬有棉夏有单,缝新补旧,一人承担。生活满是磕碰,母亲硬是用千针万线,缝出稳稳当当的日子。我觉得,煤油灯下,母亲低头缝补的身影,天长日久已深深嵌入到窑洞的墙壁上,成为永恒的图腾。 说母亲勤于自学也好,坚持不辍也罢,总之,终母亲之一生,与针线相伴。毫不夸张地说,不识字的母亲,用一根银针和棉线,为自己织出一个既平凡又闪亮的人生。 想起母亲,就想起了母亲的针线活儿,想起了那个针线笸箩、那个朴布包袱,还有嵌入墙壁上的那个身影。这些都在我们的记忆里收藏着,有物有形,有苦有甘,有情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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