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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还远没有结束
郭祯田
发布日期:2018-01-08 07:18
来源:阳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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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双兵

《大寒》电影海报

  一位山村教师大半辈子只做了一件事,且至今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35年调查走访127位日军侵华期间“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如今已有126位受害老人撒手人寰;

  故事片《大寒》即将于1月12日全国院线同步上映,本色出演的张双兵说——

  张双兵,1953年出生于盂县西潘乡羊泉村,小学民办教员。他从小就常听老人们讲述日军当年占领家乡时的种种暴行,而那些有关受害女性的讲述最让他揪心。

  1982年,在盂县西潘乡高庄村当小学教师的张双兵,在一次学生家访的路上,看到一位老妇人在瑟瑟寒风中独自一人在地里做农活。心地善良的张双兵正打算过去帮一把,随行的学生却说,走吧,她是在炮楼里待过的女人。

  这就是张双兵遇到的第一位日军侵华时期“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侯冬娥。那时的侯冬娥还有个外号,叫“盖山西”,据说是当年日军给她取的。因为有一段“在炮楼里待过”的屈辱史,侯冬娥和后来生活在一起的丈夫相依为命,两人无依无靠,生活过得穷困而艰难。村子里对她的身世多有传言,侯冬娥对自己的过去也从不提起。出于一种同情,从那以后张双兵经常抽空到她家帮忙,成了她家的常客,但只要张双兵一提到过去,侯冬娥老人总是保持沉默。

  让侯冬娥老人开口,张双兵整整等了10年。

  1992年,国内先后有一些民间人士开始搜集有关日军侵华期间“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证据材料。北京的一位青年学者,呼吁寻找中国战争受害幸存者并发表了著名的“万言书”指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也有难以计数的中华姐妹被逼成日军“慰安妇”,而惨遭蹂躏。目前这些饱受摧残的人们身在何方,尚无从查证。这时,在此之前就开始苦苦寻找这方面信息的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他为之一震。开始了做让这些老人站出来的工作,为此,他动员爱人一起到侯冬娥老人家,对老人讲:“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如果再不讲出来就怕没有机会了。”就这样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老人终于在大哭一场之后,开口了。在一次次的拉家常中,老人含泪一点点吐露了自己的过去。很快张双兵便将侯冬娥的悲惨经历整理成七八千字的申诉材料,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日本政府。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站出来讲话的受害女性,递给日本政府的第一份控诉。

  侯冬娥,盂县西潘乡高庄村人,年轻时容貌美丽,人称“盖山西”。1942年,18岁的她被日军掳到进圭炮楼。当时她已成家,本有一儿一女,在她被掳后,刚刚出生40多天的女儿被活活饿死。当时,进圭炮楼内的一间大屋内关押着十几位被掳妇女,她们几乎是昼夜不停地被日军蹂躏,最多时一个妇女一天内遭受强奸四五十次。屋内空气污浊,妇女们流出的血染红了床铺,不少被掳妇女很快在性暴力摧残中患病,侯冬娥同样不堪忍受如此折磨。有时遇到日军调防过炮楼时,日军人数猛增,她们的境况就更惨。侯冬娥忍受着被摧残的极度痛苦,心里挂念着家中待哺的女儿,不满3岁的儿子和那双目失明的婆婆,腿有残疾的公公,还有那参加抗日部队的丈夫。面对日军的残暴,侯冬娥决心以死雪耻,于是她和一个遭受同样命运的姐妹一起逃出炮楼去跳崖自杀。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她们逃出来没有多远,就被日本兵抓回了炮楼。日军不让她们穿衣服,围着被子坐着,遭受着日军更多的强暴。就在侯冬娥生命垂危时,炮楼内的一位地下党员李四英设法对她实施营救,悄悄给她服用了大量的生鸦片,使日本人误以为她已断气,让把她抬走。抬出炮楼后,李四英急忙帮助她吐出生鸦片,送她回家。侯冬娥忍受着丧女和失身的痛苦,活了下来。日军得知她还活着的消息,第二次又把她抓回进圭炮楼。在日军进圭炮楼里前后4个月,侯冬娥的身心彻底被摧垮了,下身出血不止。日军见她作为一个女人已经不中用了,派人把她用箩筐抬回家。她由于出血不止,土炕上无法铺什么东西,连苇席都掀掉了,坐在炕上的土堆里一坐就是40多天,且失去了生育能力。丈夫从部队回来知道她的遭遇后嫌弃她,带着儿子走了。她只得改嫁,一连改嫁两次,可怜这位当年的美丽少妇最后不得不嫁给村里最丑的一个男人做妻子。她和丈夫的晚年孤苦伶仃且体弱多病,每日砍柴、种地,勉强维持生活。

  也是在1992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决定在日本组织召开一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日本国会参议院委托张双兵寻找在战争中受到迫害的女性,张双兵又联系上一位盂县籍的受害女性,后来落户在太原的万爱花老人,并为她整理了材料。有关方面决定侯冬娥和万爱花一起出席这次国际听证会。遗憾的是,侯冬娥老人因身体健康原因,半途而返。于1994年日本律师团取证之前便去世了。

  1996年,张双兵首次陪同受害女性赴日本作证,刚一踏进旅馆房间,就有一位名叫汤浅谦的日本老人随之而至,见面就冲他们下跪。这位老人原是侵华日军驻山西部队的一名军医,上世纪50年代经过战犯改造释放回国,这次听说山西受害女性来日,就特意为过去的犯罪行为前来请罪。1998年,张双兵再次陪同受害女性赴日,汤浅谦再次前来探望他们。受害女性的控诉,在日本青年中引起的反响更强烈,许多青年学生真诚地表示,通过她们才真正了解了日本历史,并自动组织起来照料受害老人们的生活,当翻译,陪同游览,以自己的亲善之举向受害者们请罪。

  然而,日本的一些右翼势力和极少数当年侵华期间的老兵却公然跳出来捣乱。如在1996年7月21日张双兵陪同李秀梅、刘面换参加首次出庭做证后,在东京青年馆第一次举行证言集会时,就有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先后两次扰乱集会,张双兵在翻译的帮助下,对日本右翼势力的行径进行有力的驳斥。

  也是在盂县受害女性首次出庭的日子,三个自称是曾在进圭炮台的日军老兵跳出来公然叫嚣,他们当年在盂县没有杀人,也没有强奸妇女。当张双兵在记者招待会上请他们站出来,用良心说话,请他们会见当年的受害者时,这三个日军老兵却没有敢站出来,也没有说出来他们真实姓名和公开身份。

  2000年3月30日,中国首次“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召开。会议会集了中国和朝鲜、韩国、美国、日本、菲律宾、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150名学者,张双兵以《日军暴力下的中国受害女性》为题在会上做了专题报告。万爱花在研讨会3月30日下午的控诉会上作了血泪控诉:“鬼子抓住我,白天拷打,夜里轮奸。两次拼死出逃,三番掉入魔窟,日以继夜遭受蹂躏。几个月后,我昏死过去几天不醒,就像垃圾一样被扔进河里。”控诉话音未落,72岁的万爱花老人枯瘦的身子已颤抖不止。谁都看得出,她是拼命集聚了全身力量,才又喊出一声:“1943年,我才15岁啊!”

  激动万分的万爱花老人说到情不自禁时,当着众多记者的面脱下了上衣,指着自己弯曲变形的身体说:“我的身体就是日军暴行的罪证,我要用我的身体进行控诉。”

  从1982年走访侯冬娥,开始调查记录家乡“慰安妇”受害者开始,30多年来,张双兵自行车骑坏了五六辆,摩托车骑坏了两辆,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行程十几万公里,独自调查记录下127位受害者近百万字的悲惨遭遇。1992年至2007年间,先后带着16位受害老人到日本打官司,实名状告日本政府。然而,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败诉。

  这30多年来,他一直是在人们的另眼和非议,尤其是一些受害老人家属的非议甚至谩骂声中走过来的。在他们的心里,这些都是家事,而对于他这30多来年所受的艰辛和屈辱做的这件事,却是国事,甚至说是国恨。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受害老人们在生命的最后和日本政府讨回个说法,还她们个公道,让这些老人们要走的时候能闭上眼。

  已经满头白发的张双兵告诉我们,他经常失眠,常常感到孤独无助。近几年看着一位位受害老人撒手人寰,他欲哭无泪。而这些逝去的老人,因为与张双兵早已建立起了亲如一家的信任关系,每每在临终前留下遗言,要求由张双兵为她们主持葬礼。面对一次次这样“无法交代”的场景,面对一次次逝者家属后辈的质疑与不满,张双兵总是有苦难言。他说,过去遇到这样的事他常常会一个人喝闷酒,一喝就是两三瓶。去年查出心脏有严重问题,酒也不能喝了,烟也戒了……

  张双兵说:“抗战胜利都70多年了,可我的抗战还远没有结束。人走了,理还在,我要抗战到底,直到胜利!”

编辑:郭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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