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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风云话“盂州”:“盂州”始于金(上)
□李忠红
发布日期:2019-05-14 07:31
来源:阳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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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盂县因为地理上与太原相邻,所以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里隶属于太原府,名称就是“盂县”。从金中期到明初,虽然仍隶属于太原府,但改为“盂州”。用现在的眼光看,“盂州”就是个县级市。“盂州”的称呼历经金、元、明三个朝代,大约存在了150年左右。

    宋代的时候,全国划分为二十三路,盂县属河东路太原府。1127年,金灭北宋,分全境为十七路,盂县仍隶属河东路太原府。1128年,分河东路为南北二路,南路治平阳府,北路治太原府。

    在元脱脱主持编修的《金史》中,“河东北路。宋河东路,天会六年析河东为南、北路,各置兵马都总管。”“太原府,上,武勇军。宋太原郡河东军节度,国初依旧为次府,复名并州太原郡河东军总管府,置转运司。户一十六万五千八百六十二。县十一、镇八。”“盂,兴定中升为州,听绛州元帅府节制,置刺史,寻复。有白马山、原仇山、滹沱水。”这里的“寻复”,意思是时间不长重新归属太原武勇军。金兴定间(1217—1222年),升盂县为州,始有“盂州”之称。庚寅(1230年)七月,蒙古军占领山西,盂州正式归属蒙古国了。也就是说,金朝的盂州存在了10余年的时间。

    金大定四年(1164年)白土坡建福寺《建福院碑记》,有“大金国河东北路太原府盂县白土坡建福院记”;金贞元三年(1155年)《文殊菩萨砖座记》中有“大金国河东北路太原府盂县龙壁村”。这说明当时,盂县还没有升为“盂州”。遗憾的是,到现在盂县还没有发现金代的实物史料中有“盂州”的称呼。

    宋代的时候,全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为路、州、县三级制。路是最高一级,相当于现在的省。州根据面积和人口可分为上、中、下州,长官称知州。县是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另外,在路、州、县之外,还有一些与州同级但稍微特殊的行政区划单位府与军。府由地位比较重要的州升级而成,军则是因军事需要而建的地方行政单位,分大军和小军。大军与州府同级,直属于路;小军与县同级,属州管辖。金代的行政区划设置基本沿袭宋制。

    宋代时,盂县隶属太原郡河东军节度。金朝前中期,盂县属并州太原郡河东军总管府。金后期,盂县升为盂州后,先属降州元帅府,后复归属太原武勇军。降州元帅府时属河东南路,也就是说,盂县曾短暂隶属于河东南路。

    金代的州,分节度、防御、刺史三等,各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设置的依据是该州的政治、军事以及人口数量。金代的节度州长官为节度使,从三品。防御州长官为防御使,从四品。刺史州长官为刺史,正五品。“置刺史”,说明盂州在金代的州制中,是刺史州中的下级州,也就是最小的州。我们周边的平定州、辽州、沁州是刺史州中的中级州,忻州、岢岚州是下级州。

    但在《四库全书·山西通志》职官中,有“伊喇卾尔多,皇统中同知昭德军节度使,陞盂州防御使”的记载。乾隆版、光绪版《盂县志》中,有“防御使宋楫,长子人,进士”。“盂州防御使”说明盂县应该为防御州。可见,盂州既做过防御州,也曾经是刺史州。

    关于金代盂县、盂州的历史,现存的一手资料非常稀少。这一时间的历史,我们主要通过国史和明清县志等史料中为数不多的记载来研究了解。

    按《金史》“百官制三”,“诸防御州。防御使一员,从四品。掌防捍不虞、御制盗贼,余同府尹。同知防御使事一员,正六品。掌通判防御使事。判官一员,正八品。掌签判州事,专掌通检推排簿籍。知法,从九品。州教授一员。司军,从九品。军辖兼巡捕使,从九品。”“诸刺史州。刺史一员,正五品。掌同府尹兼治州事。同知一员,正七品。通判州事。判官一员,从八品。签判州事,专掌通检推排簿籍。”也就是说,当时盂州设有刺史(防御使)1名,这是最高行政长官,主要职责是“掌同府尹兼治州事”。刺史(防御使)之下有同知、判官各1名。金代的府尹是府级行政最高长官,“掌宣风导俗、肃清所部,总判府事。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事”。可见,刺史是一州之长,总揽全局。同知“通判州事”,主管全州行政事务。判官“签判州事,专掌通检推排簿籍”,调查老百姓资产以定赋役。

    金代的县分为三等:赤县、次赤县、诸县。赤县特指大兴、宛平县。次赤县又曰剧县,凡县二万五千户以上为次赤、为剧,二万以上为次剧。诸县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万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三千为下。诸县设令一员,从七品。丞一员,正九品。主簿一员,正九品。尉一员,正九品。中县而下不置丞,以主簿与尉通领巡捕事。下县则不置尉,以主簿兼之。

    在金大定四年(1164年)白土坡建福寺《建福院碑记》中,有“武郎将军行县尉兼管勾常平仓事奥屯”“昭信校尉行主簿兼管勾常平仓事完颜”“广威将军行县令兼管勾常平仓事颜盏”。在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神泉里藏山神庙记》中,也有县尉孙德康、主簿席良臣、县令燕毅的记载。没有县丞而有县尉,说明盂县当时属于中县,全县人口在“三千户以上”。(在《元和郡县图志》中,盂县唐开元间有5276户)。

    从现有的资料看,金代曾任盂县县令的有平孝叔、颜盏、智楫、燕毅。平孝叔见金大定三年(1163年)慈氏山《清凉教院记》中的“县令平孝叔书”。颜盏见金大定四年(1164年)白土坡建福寺《建福院碑记》中的“广威将军行县令兼管勾常平仓事颜盏”。请注意,颜盏是代女真族姓氏之一,不是姓名全称。智楫见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神泉里藏山神庙记》中的“予大定戊子来宰是邑之明年也”(县宰即是县令)。燕毅见金大定十二年《神泉里藏山神庙记》中的“中议大夫、行太原府盂县令、上骑都尉、范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燕毅”。

    几版明清《盂县志》中记载的盂州刺史有:伯德和,兴定三年摄;陈景藩,兴定三年摄;程明德,泰和二年任(此为错误,程明德为元至正间盂州知州);孙德康,金大定十二年任(此处亦为错误,大定十二年,盂尚为县)。

    关于“陈景藩”,在《四库全书·山西通志》中,“陈景璠兴定三年摄盂州刺史”。“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进士。兴定四年封晋阳公,河东北路皆隶焉。文振奏,盂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摄行州事,朝廷重于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特和摄刺史,提控伯特安杀之,夺其职。河东行省以陈景璠代安,安内不能平,因诬告景璠死罪。朝廷未及按问,安辄逐之。耻受臣节制,宣言于众,待道路稍通,当受恒山公节制,今正定已不守,安犹向慕不已。臣徴兵诸郡,安辄诡辞不遣,臣若兴师,是自生一敌,非国家之便也”。可见《盂县志》中的“陈景藩”应该为“陈景璠”。韩万德先生在世时,也曾考证此事。

    还是在《四库全书·山西通志》职官中,“巴图罕,兴定四年盂州提控”,乾隆版、光绪版《盂县志》中,“提控伯德安”。“提控”是对官员的一种尊称,此处提控应该不是主官。按乾隆版《重修盂县志》,“按史,大定二十九年敕,凡京府镇州诸学,各以女直汉人进士长二官提控其事,具入官衔。此则提控乃学官也”。

    因为盂县是中县,故有“司吏八人”(负责办理文书的小吏)。盂州是小州,故有“司吏二人”“抄事一人”“公使四十”。抄事是专事抄写的胥吏,公使应该指的是公差。

    1216年12月,“蒙古三模合军由三门集津北渡,还至平阳攻掠。胥鼎(金河东南路宣抚使)檄令解、绛、吉、隰、盂五州军兵拒战,蒙古军作战不利,退去”。其间,另一支蒙古军进至代州、神仙横城及平定承天镇诸隘,后与三模合军。两军会师以后,转攻太原府。在金知太原府事、河东北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乌古论礼告急京师以后,金廷诏令征发潞州元帅府,平阳、河中、绛、盂宣抚使司出军救援,遂使围解。这是蒙古军最早进入山西腹地时,金代盂州军民参与的抗元之战。

    戊寅(1218年),蒙古将领攸哈剌拔都攻下太原。太原失陷后,金军采取军事行动,以图收复太原。因为盂州是太原之属及太原东北重要防线,所以每次和太原有关的战役都会牵扯盂州。自此,盂州亦陷于金元互争,几易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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