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之一，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
　　晋商的辉煌，不仅成就了富商巨贾和商界精英，推动山西成为当时的“海内最富”，而且有力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其“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商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走进古村大阳泉“魁盛号”大院，不仅让我们体验了郗家商人的聪明智慧，想起他们在晋商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的令人瞩目的商业奇迹，而且大院较完好的原始风貌更让人联想起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曲折的经商之路。
　　他们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勇于创新，敢于冒险；他们信守商业道德，坚持义中取利，将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他们以商为本，重商立业，认为“商与仕异术而同心”，可作为一项毕生的崇高事业来追求；他们节俭勤奋，厚重守成，从小买卖到大发展，从走村串户的“货郎挑”逐渐发展为“非数十万两不称富”的豪商大贾；他们精干管理，从“合伙而商”到“股份经营”，从长途贩运到金融汇兑，富有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他们善于利用国家政策，抓住机遇，从“开中法”到“折色制”，从北部通商到官款通汇，始终处于政策前沿，独领风骚。
　　提到晋商，没有一个人可以绕开“走西口”，这条路承载着晋商太多厚重的心事和叹息。晋商崛起的第一笔资本就是在走西口中积累的，晋商院落的第一块基石也是在走西口中铺就的，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绝大多数人化为河灯中永远无法泊岸的孤魂。郗家商人该是抛弃了多少个人的恩怨和情怀，才从容地走向这条生死之路。
　　终究还是有人成功了，走西口为郗家带来了财富。郗若梅回来了，他掸落一路风尘，便张罗着置地盖房，这是郗家商人最朴实的愿望。很快在一大群土夯围墙的农家院落旁耸立起气势夺人的高墙大院。
　　郗家商人注重诚信，在生意往来中信守“信誉第一”，“轻资重诺”，他们看来，“义薄云天”，“信义昭著”的关羽是“信”和“义”的化身。郗家商人把“以义制利”四个字写入家训：“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那时候，郗家商人为当地公益事业捐助银两巨额，这还不包括对百姓的慷慨相助，“死不能棺者，病不能医者，婚嫁不能具礼者，赋税不能如期者，苟有告未尝敢不应也”。那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一种道义、一份责任。岁月无情中烟消云散的是财产，镌刻铭记的是道义。
　　郗家商业的兴旺发达固然与天时、地利有关，但这一家族能够绵延180多年强盛不衰，人才辈出，根本原因在于郗家商人注重教育，重视后代的人才培养，注重以儒学孝义树立品德。我国封建时代重本轻末的意识根深蒂固，“仕、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使商人受到很大歧视，然而，经商起家后却极为重视教育的郗家，并没有被封建思想所束缚，而是施行了一条“学而优则贾”的方略。他们注重聘名师办义学，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将一个个学有所成者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知书达理、将儒家道德融于商业经营中的远见卓识之才。人们这样评价郗家商人：“有志四方，货殖居奇，俨然孔门之端木；决胜千里，奇能致富，不让越国之大夫。”
　　康熙十三年（1674），清朝政府大规模削藩，为弥补军饷不足，颁布捐纳政令，开了文职捐官之先。为商人扩充政治资本提供了条件。大量的“捐输”为晋商换来的是足可夸耀于世的官衔。魁盛号郗家大院大门上悬挂了表明主人官衔的匾额，光耀至极。捐官后，家族地位提高，有政府的庇护，财富聚积则更为方便，同时，扩建宅第的限制减少，更加阔大气派了。
　　然而，财富堆砌了高墙，也堆砌了高墙里面的欢乐和痛苦，充满生机的阳光只能穿过围拢宅院的一个又一个哀婉悲切故事的氛围，丝丝缕缕地散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