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长虹与“平定三杰”之一的张恒寿在太原相会了。在阳泉地区乃至三晋大地他俩可谓是一对熠熠闪光的双子星人物。之后，高长虹举起了“狂飙运动”的旗帜，创建了在新文化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狂飙社”，创办了“狂飙”月刊；而张恒寿在中国史哲方面，也历尽建树并占有一席之地。二人相交相处往来达三十余年之久，其真挚的情谊在他们的心田，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恒寿的父亲张士林（平定官沟村人，开明富商，曾首倡“保晋”抗英争矿运动，并捐白银3000余两，以供运动开支）与石评梅的父亲石铭是挚友，相交深厚，张士林将其二子同寿认给石铭为义子，故恒寿与评梅以兄妹相称。1922年的一天，恒寿去看望时任太原文庙博物馆馆长的石铭叔父，恰好高长虹正在这里做文史资料管理员工作，与石铭同室且同桌办公。长虹对恒寿与评梅父女的关系了如指掌，于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没说几句话，长虹便问恒寿相信什么主义。当时恒寿是太原第一中学二三年级学生，除课本与一些古籍知识外，对社会知识知之甚少，谈不上信仰什么主义，随便说了一句：“我以为无政府主义最彻底。”可知长虹思索救国救民之路已很久了，因而其心情如此之急迫。这以后二人过从甚密，成为朋友。
　　恒寿见长虹的书架上有几本《小说月刊》和《英文资本论》、《共产主义》之类书籍，他看不懂英文，便随手翻阅了郑振铎的《读毛诗序》和顾颉刚的《诗经的厄运和幸运》，对鲁迅的文字却没有认真读过，而长虹一再地向他介绍，才使他引起了兴趣，真如长虹介绍的“确实感到鲁迅的思想最为深刻。”以后有什么好书长虹便不断向他介绍。一次长虹给他看一本丸善书店的售书目录，他才第一次知道日本有这样一个最大的外文书店，书目如此完备，可见长虹阅览范围之广泛。
　　1924年，长虹在太原创刊了《狂飙》月刊后，旋即奔赴北京，《狂飙》周刊随之在北京面市。就在这年寒冬，恒寿回到了老家平定，长虹住在宣武门外椿树胡同的盂县会馆，常寄信给恒寿，有一次信上说，他认识了鲁迅和郁达夫，郁还亲自找他谈话。使恒寿不禁为之高兴。长虹不断地寄给他各种进步刊物，对促进恒寿的思想进步很有帮助。1925年夏，恒寿也到北京投考了北师大预科，两人又能经常见面了。此时长虹住在沙滩艮闸17号一个公寓里，忙着给《莽原》、《语丝》等刊物上写杂文，可谓呕心沥血，日以继夜，无怪他在给鲁迅先生的公开信中说：“我以生命赴莽原了。”鲁迅先生也说：“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而《鲁迅文集》的注释却说高长虹只是《莽原》“撰稿者之一”是很不恰当的。恒寿记得《莽原》第一期上有长虹的《棉袍里的世界》一文，其文字很有深意。这一文也正是许广平和一些人疑心是鲁迅另一个笔名的作品。《两地书》中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曾提到这篇作品，说：“长虹却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有一部分和我相合……他很能做文章。”就在这年秋天，恒寿曾和长虹说，一齐去拜访鲁迅先生，几次延后没去成，后来恒寿才想到长虹不积极去的原因，是长虹和鲁迅已经因为“莽原”内部一些小事有了歧见。
　　在与长虹的交往中，自然也结识了不少“狂飙社”的人。如陈德荣、向培良、尚钺、郑效洵等，并与郑建立了友情。同年后半年，长虹和在京的同乡常乃德（榆次人，后为国家统一派首领之一），张友渔（灵石人，曾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侯兆麟（即侯外庐，平遥人，曾为历史研究所所长）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山西周报社，其矛头直指阎锡山的黑暗统治，予以激烈抨击。
　　1926年，长虹没有接受鲁迅先生要他接任《莽原》编辑之责，而是转赴上海恢复了他的“狂飙运动”。这年后半年恒寿因爱人病故，继母病逝，父亲病重而休学，故而，长虹非常惦念恒寿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