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暑假，我在村里半工半读———上午演算平面解析几何，下午锄田撒化肥。表面看来，颇有点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与惬意。但内心却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因为开学升高二，要分文理科，虽已倾向学文科，但数学是瘸腿。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一天，有人说，有两个清华大学生进村搞调研了！
　　大学生？中学生不就是最想成为大学生吗？何况是清华！我拔腿跑到小学操场，看见两位大后生，都穿短裤背心，一位魁梧，坐在石头上读一本厚书；一位敦实，正教小学生翻跟头。见我来，自我介绍：魁梧者叫赵金铎，是清华大学中文系83级学生，《清华团讯》主编，中共预备党员，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敦实者叫张武忠，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85级学生，校足球队队员，山西省运城市人。我又仔细打量他们：赵金铎皮肤黝黑，眼有些眯，眉宇间常露思考之色，深沉中显出朝气；张武忠的胳膊和腿上肌肉突起，牙齿不太整齐，说话挤眉弄眼，虎虎有生气。他们是来我们村搞暑期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的。
　　我们的交谈，当然从我的请教开始。我说，升高中后功课多，压力大，老找不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方法。他们二位笑着说，从来就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好的学习方法。每个人禀赋、环境、教育经历不同，学习方法也应因人而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向四十五分钟要效益，力求当堂消化，融会贯通。
　　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一课是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和《绿》。我们由出自清华的朱自清谈到清华大学的济济人才和大学本身。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其《就职演说》中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早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就设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学贯中西、蜚声中外，并称“四大宗师”；他们创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宗旨，影响至今已达八十余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就出自梁启超之手。三十年代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大都在学术和创作上独树一帜；五十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撤销中文系；八十年代恢复，赵金铎是恢复后的第一届中文系学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样开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我套用这句话改为：“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赵金铎则引用清华学者潘光旦的名言来解释大学：“大学的宗旨不仅在教人做人，做专家，而且要做士，即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的责任的知识分子。”
　　就这样一问一答，问得简单，答得详细，仿佛现在的记者招待会。但当谈及我们村经济发展现状，就变成我侃侃而谈，他们默默倾听。我看到他们二位边听边记，态度极为诚恳，就把我规划的村里发展的最高境界说了出来：首先必须把农民培养成有文化守纪律懂政策的新型农民，然后由村民选出代表，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村中大事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拍板，再由村民代表选出的村干部执行，村干部时刻置于群众的监督下，抓大事办小事都出于公心。到那时，少有所学，青有所为，中有所干，老有所养。全村人人受到良好教育，个个享有民主权利，家家生活设施现代化，户户移风易俗和谐化。这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新农村，也是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们俩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演说，有时交换一下眼神。这时，一位村民插话：没些油水，那谁还给你白当这个村干部？他们二位笑了。而我们村后来也没有成为晋西北的大邱庄、华西村。
　　话越谈越投机。赵金铎又引用北大教授王瑶的“沉潜论”勉励我：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我一下子发现，一流名校培养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我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