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1977年高考是我一生中挑战自身命运的一次大搏击，也是我一生中最为突出和精彩的一段人生阅历，现在看来，还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件往事。
　　难忘那得知恢复高考的激动心情。记得在阳泉二中读高中时，曾与同学们一起畅谈将来的展望。我不假思索地说：“上大学，然后……”话没说完，顿时引来一片讥笑声，使我脸也红了，尴尬地再没讲下去。确实，在“文革”那个年代，大学已多年没有招生，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还是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我说的话既不合时势，又有觉悟不高之嫌，因而受到别人的耻笑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以后，我再也不敢狂谈什么上大学的话题。一生没有大学可上，不能接受高等教育，这样的现实使我心里非常失望和悲观。久旱逢甘露，国家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就像一声春雷撼动了整个大地，又像一道春风吹开了我的心扉。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激奋，在同学和朋友中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相互鼓励，决心共同报名参考，奋力一搏。那时的心里就像装着一只小兔子一般，心潮翻滚，骚动不安，从早到晚一直想着这件事，工作之余到处打听这方面的相关消息。直到在市教育局报了名，那颗心才稍稍得以平静下来。
　　难忘那备战高考的寒窗岁月。机遇固然重要，但考上才是硬道理。面对考试我困难重重，主要是基础知识既不系统又不扎实，差距明显不小。并且工作太忙，抽不出复习时间，临阵磨枪也难实现。我1967年小学毕业，上中学正赶上“文革”，初中二年，没有课本，语文讲毛选，数学讲珠算，而且以搞运动为主，基本没有上成课。高中二年，课本是《农业学大寨基本知识》、《工业学大庆基本知识》，学校主要倡导学工、学农、学军，对传授课本知识并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高中毕业在农村劳动三年后，我又读了阳泉师范，在校二年初中课、高中课什么都讲，结果水过地皮湿，并没有完整掌握这些知识。另外，在学生时期我一直为学生领导，初中时是学校“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是校领导班子中除干部代表、教师代表之外的惟一一名学生代表；高中时是全校红卫兵团大队长、校团委委员、高18班班长兼团支部书记；师范时是15班班长。由于忙于学生工作，搞活动而旷课是经常的事情，文化课学习大受影响。师范毕业后在郊区平坦公社教书，同时代初一的数学和初二的物理、化学三门课，工作忙得分不开身。记得1977年高考是在冬季进行，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为不受家人的打扰，每晚就在一个冰冷的空房子里复习功课。那段时间我晚上休息也不脱衣服，睡觉几乎都是裹着被子坐在炕桌前复习的。困了洗把脸，累了在地上走一走，整个晚上也不知走多少路、洗几次脸。特别是临近高考的几天里，大脑已失去调节功能，复习时也在睡觉，睡觉时还在复习，效果很不理想，我真正尝到了寒窗苦读的味道。
　　难忘那进入考场的紧张应试。考场在二中母校，本是我极为熟悉的地方，但应试时去了一看面貌大变。平时师生涌动的校园现已空无一人，楼门口、楼梯口只有带袖标的工作人员，教室里的课桌相互间隔一米多远，三位监考教师表情严肃分前中后站着。这阵势哪见过？当时就不由得紧张起来。其他考生也不轻松，验证后老师点名，点到的前三名考生，个个瞪着大眼目视前方，在老师的再三督促下都不会喊“到”。名点不成了，老师只得先作放松指导，提示考生千万别紧张。第一门考数学，考卷一到，我大致浏览了一遍，傻了眼，多数考题和自己准备的相差甚远，不熟悉的多，熟悉的少，连第一道小题也感到做得似对非对。自认为数理化是我的强项，这下可要了好看，当时只觉得头“轰”的一下，全蒙了。交卷时心里明白很不理想，有些该做对的题也没做对，有些还是半拉子工程，有些根本不懂胡解乱算了一顿。感到灰心丧气，一点自信也没有了。再看走出考场的其他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