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8年平定县第一次并入阳泉市开始，我做《阳泉日报》通讯员和副刊文章作者，到《阳泉日报》特约记者和离休后的审读员，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除了“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干校外，一直与《阳泉日报》和其报人有千丝万缕的情感瓜葛。见到《60年，我们一起走过》征稿启事，真的想写几句话，就写下这篇内容自觉周到或不周到的征文。
　　与之交往最老的《阳泉日报》报人中，有刘芝田、李建明、刘建功等同志。1958年至1961年底，我曾在市委财贸部办公室、郊区中心通讯组工作过。其间不断到当时市政府大楼对面的报社办公室送稿，同志们非常热情，对文字的切磋精神很浓。
　　现在想起来我写过有印象的新闻稿件，在《阳泉日报》上发表的长篇人物通讯，有岔口公社东峪村《勤闹生产　俭过日子　女党支部书记赵爱芬》、娘子关公社三星村党支书栾三孩等。到了1963年冬天，我和刘芝田都被调到《山西日报》社工作，我在农村部，他在工商部，到了一个报社做采编工作。后来我们都回到了本地，刘芝田从《山西日报》阳泉记者站长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阳泉日报》总编，我只是在平定县委通讯组做了19年的通讯组长。后来在《阳泉日报》社开会，不断见到李建明、刘建功二位同志，相互间非常亲切。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写的新闻报道基本形成了从下向上报的习惯。凡发出的新闻稿件，首先送《阳泉日报》，然后才寄往《山西日报》、《人民日报》。有许多副刊文章只是交《阳泉日报》副刊和后来的周末版。这时我虽渐渐走近老年，却和《阳泉日报》的中青年报人交往多了。经常来平定县委和乡下采访的有王效中、宁英挺、陈尚湘等同志，有时我就托他们为我捎新闻稿件，在第二次平定并入阳泉市前，我一直是通过我的邻村老乡梁修润同志给副刊送文章。后来就多由刘为新和抒芳同志编发。当时我最感兴趣的一篇杂文，原题只有一个字《风》，见报改成了《说风》，虽只加了一个“说”字，显得更合情理了。再后来的散文和杂文就交给马金元、郭祯田、李秀利等同志。言论多是交谢长命、吴玉贵、杨有怀、李文生、宁英挺。读者论坛交任拴贵。在这漫漫阅历中，我看着交往中的同志们，从青年到了中年，又从中年步入老年，现在他们中的许多同志已经从笔墨岗位上退了下来。我不觉也已将至耄耋，这是万里红尘中谁也不能抗拒的自然规律啊。
　　我最近收集两个小册子，其中《阳泉日报》刊出的散文、杂文、言论文章，多是经以上同志们编发的。我重读这些文章时，总是想到他们熟悉的面容和真诚的热情，颇有想念之情。特别是杨有怀同志， 我俩一同参加了1989年的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会后他采访了我，为我写下了《有这样一位报道员》的人物通讯，发表在1990年11月3日的《新闻出版报》上。人老了爱忆旧，总是想再见一见新闻战线上共同走过来的故交，企盼着再次会面时刻的到来。
　　《阳泉日报》是我新闻生涯的一个基地，也可以比作“母校”，因为我的许多文章的规范成章，是在《阳泉日报》上逐步锻造出来的。在后来过度到日报之时，《阳泉日报》又成了我新闻生涯的归宿，好像我的笔墨生涯在此叶落归根，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在我晚年做审读员之时，把审读文章交给王俊明和杨青等同志，在《采编通讯》上连篇累牍地刊出，其文褒贬所指，难免对中青年采编同志有所冒犯。但相见之时，他们对我仍然恭敬有加，可见同仁们的宽宏，这才是真正体现了新闻同行之间的“文人相重”，表达了相互融洽的和谐之情，这也是《阳泉日报》60年来优良传统报风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