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本人已满头白发，年逾八旬，进入耄耋之年了。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如今八十也不稀奇”。此话有理，因为赶上了好时代，有党的好领导，有政府的好政策，在和平岁月里工作、生活，延年益寿，幸福无比。

　　但我命苦，出生在1942年，当时日本侵略者还在中国行凶、作恶，弄得百姓难得安宁。我三岁失父，五岁亡母，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在父慈母爱中成长，甚至连父母的模样也未能记清。

　　面对这种情况，我的一位叔叔（在太原丁果仙剧团任职，当时还没有成家）便委托他的姐姐（即我的姑母）收养了我，并于1949年太原解放后，把我们接到太原。姑母在太原丁果仙剧团演出的光明剧院对面租了一间住房，通过摆小摊卖花生、瓜子、香烟、水果糖维持生活。一年后，便把我送到大南关小学上学了。

　　读书、求知、上进，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人间正道，而对我这样一个从小就失去双亲、被人收养的孤儿来说，更是意义非凡、不可错失的宝贵时光。其间，从小学、高小、初中、高中，再到大学，共计18个春秋。实话实说，这十八年过得很不容易：因为我叔叔成家后养育了三个儿子，已无力关照我和姑母。姑母年迈，又是个家庭妇女（光明剧院对面那个小屋也因城市扩建被拆除），只好通过给他人做些针线活来维持生计。为此，我叔叔曾提出要我去剧团学戏、跑龙套度日，我姑母却坚决不同意。她说：“我们孟家几辈子都没有一个文化人，我要让孩子读书，吃糠咽菜我也要供他。”当时，我虽然还不懂事，但心里也知道姑母的话，以及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所以，在求学的那些年月里，我一直都很努力，要求上进，不落人后，特别是1962年高考时，太原一中高三有150人参考，因遇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全省大学进行了压缩，较往年特别难考，所以只考上27人，而文科仅考上我一人，很不容易。想起来，这不仅要感谢我姑母的苦心养育，更重要的是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培养。记忆中，我上初中时，因为是个孤儿，每月享受助学金8.3元，上高中时是9.5元，上大学后每月享受助学金17元（伙食费15元，还有2元的零用钱）。此情、此恩，我终生难忘。

　　令我终生难忘的，还有我求学期间遇到的那一个个忠于职守、辛勤耕耘，对我格外关爱、胜似慈父的恩师们。

　　比如：1959年我在太原一中上高中时，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驻校工宣队的一名工人师傅，代语文课的老师先后有三人，印象最深的是进入高三分了文理科后的赵廷鹏老师。他中等身材，戴着一副度数很高的老花镜，操一口浓重的祁县话，神态平和，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很吸引人。所以，大家都特别喜欢他，觉得他知识丰富，水平高。他常要求我们课余时间多读书（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名著）、多练习写作（写日记）、多背诵些毛泽东诗词和唐诗、多背诵些古典文学中的优秀散文等，以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

　　当时，我是语文课代表，平时与赵老师接触较多。当他了解到我的身世后，便对我特别同情、关照。高三最后的那个学期，每天晚自习后，他便把我叫到他家（因为我住的宿舍和教师家属院只一门之隔），给我讲一首唐诗，提高我的文学素养。平时，因为他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会员、太原市作家协会的理事，有时搞学术交流活动，便带着我去旁听，让我接受洗礼、开阔眼界。临高考时，他又主动把他的手表让我戴，嘱咐我要沉着应考，注意好好审题，把字写好。

　　所幸的是：1962年高考时，文科只考作文、古文翻译、历史、外语和政治五门，不考数理化。第一门先考作文，考题有二：《说不怕鬼》和《雨后》。看到考题后，我不加思索地选择了《雨后》，用90分钟时间写了大约900字，就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了。回来后，我跑到赵老师家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点了点头，满意地说：“好，你考上了！”才考了一门，怎么就考上了？显然，这是赵老师对我的鼓励！其实，也是对我的评价！因为他了解我，这两年是下了大功夫，做了充分准备的。

　　1962年9月1日，我接到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到校报到后，才知我的作文考了85分，五门加起来的均分是78.9，不算很好，但在太原一中150个考生中，考中27人，文科仅我一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也可以说是很荣幸的。对此，我不能忘记赵老师对我的特别关照和无私培养。

　　下面，我想用一首小诗作结以概括我的感悟：

　　与书结缘七十春，

　　尊师重教伴终生。

　　世事纷繁何为贵？

　　师生恩德第一宗。

　　尽管先贤已离世，

　　光标依旧耀我心。

　　但愿良风能持久，

　　积善自有后来人。

　　（孟宏儒）